台語詩中的反諷世界

以向陽的《土地的歌》為例

林于弘﹝詩人方群﹞

一‧前言

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詩歌除了可以抒情、詠物、紀行、述事、奉和、贈答之外，當然也具有讚美和諷刺的積極功能。鄭玄《詩譜序》中說︰「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歐陽修《詩本義‧本末論》也說︰「詩之作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善者美之，惡者刺之，以發其揄揚怨憤於口，道其哀樂喜怒於心，此詩人之意也。」可見由孔子以降的傳統文學觀，都充份肯定詩歌在美刺上的功能。

詩歌雖然兼有頌揚與諷刺的作用，但是對一個講究「溫柔敦厚」的民族來說，直言其惡、直指其非的方式，畢竟較不容易為大家所接受。因此透過間接委婉的方式、包裝修飾的手法，以達到積極的諷喻目標，絕對是不可或缺的。所謂：「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的精神，始終是傳統詩歌文學藝術上極重要的表現方式。

台灣近四百年來的歷史，一直是在不同的暴力鐵蹄蹂躪下度過，於是諷刺抗議類的文學作品，數量自然是相當豐富。身為一個長期被壓抑的民族，以其母語為核心的文學作品，在反抗的本質上勢必更為強烈，因此不論是直接的批判，抑或是間接的諷刺，都有更為激昂的創作表現意圖。而考查台語詩中的反諷世界，正是為了檢證此種現象。除此之外，本文更試圖經由歷史痕跡的梳理與反思，進一步蠡測出台語詩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

二‧台語詩的源起與成長

一般人或許認為，台語文學的興起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其實不然。早在二○年代所萌發的台灣新文學運動，不僅對舊文學做全盤的反動，同時對於本土語文的革新，也有相當多樣的見解。當時謝春木的日語作品，張我軍的漢語作品，以及賴和的台語作品，都是各樹一幟的；而日語、漢語、台語等三種不同的寫作方式，也正好明顯地暴露出當時台灣作家在寫作語文上的問題。

以上這些不同的寫作語言，除了在「語言論」、「工具論」等方面有所差別外，其最主要的認知差異還是在於「文學史觀」的問題。由於受到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影響，同時也基於對日本殖民者的反動，當時台灣文學的寫作傾向是：摻雜台灣的日常用語、日式漢語，這樣的表現方式，才是二Ｏ年代台灣文學的創作主流。初期雖然亦有林子瑾、蔡培火等主張羅馬字（白話字）的寫作，但一則羅馬字向來的使用範圍局限於教會人士，在以漢文化為主體的台灣社會，相對的僅是少數人使用；二來則是台灣的文學運動，帶有文化向上的使命，殖民地台灣的文化人，以文學做為文化的表現核心，既要表現台灣漢文化的表現特質更不會排斥漢字，……選用中國白話文為基調，……避免了母語無法充分文字化之現實困境，但從他們隨時摻雜台灣的日常用語、諺語、俗語、俚語，恰恰反映了「台灣味」，也接近了寫實文學的形式表現，內容更是以土地與人民為表現的核心，這一套台灣式中國白話文之辦法，主導了二Ｏ年代的文學創作 1)。

由於台灣話文的推行，台語詩也自然而然地產生，當時在《台灣新民報》、《台灣文藝》都有此類型的作品刊載。但不論是就台灣當時新文學發展的現實場域、民族意識、作者心態、乃至寫作工具等主客觀因素，純粹以台灣語言表現的文學作品，其發展仍存有諸多限制。台灣的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雖然在一九三三年以後逐漸淡漠，不過隨著台灣文化與社會運動的進化，以台灣語文為基礎的文學，也在此階段奠下基石。

不過自一九三七年起，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台灣統治當局全面禁止漢文刊物的出版與印行，於是台語詩這個才初初萌芽的幼苗，很不幸地便進入了第一次的冬眠期。

一九四五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投降，這對台語詩的發展，本該是個充滿希望的轉機。但是在隨之而來的「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同胞對大陸政權的短暫蜜月期已宣告破滅，省籍的歧視與對立普遍存在於社會各階層。一九四九以後，大批渡海來台的國民黨政軍人員，更掌控了所有的傳播媒體。他們利用推動「國語」之便，大肆壓抑各種母語的學習與傳播，於是本來可望有所成長的台語詩，在享受短暫的陽光之後，再次被嚴寒的冰雪所覆蓋。「台語詩的寫作轉化成台語流行歌曲，變成抒發台灣中下階層的心聲，無法進入純文學的殿堂。」﹝羊子喬，1996：89﹞，這的確是令人相當遺憾的狀況。

這樣的情況延續了將近三十年，直到七Ｏ年代初期，雖然時代的文風已逐漸走向鄉土化，但是支持台語文學的園地，也只有《笠》詩刊、《台灣文藝》等定期刊物，以及小部份出版物的單打獨鬥。在一九七七年的第二次鄉土文學論戰爆發之前，只有林宗源、向陽等少數本土詩人堅持著台語詩的開拓。但是在文學論戰之後，台語詩的創作再次萌發生機，宋澤萊、羊子喬、吳晟等人，先後接續點燃台語詩的火種，此時台語詩的地位也再次被重新評估。

在激烈的論戰之後，大部分的創作者已都能逐漸認清文學需從土地與生活上出發的事實，這一點，更直接成了凝聚台語詩發展的新動力。加上新一代的台語研究者如：鄭良偉、洪惟仁、陳冠學、林繼雄等的加入陣營，台語詩不論是在理論的建設或創作表現上，在進入八Ｏ年代之後，都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

解嚴以後，多元的差異已能被社會普遍認同，台語詩的發展因此益形壯盛。一九九一年，由林宗源、向陽、黃勁連、陳明仁、莊伯林、林央敏、李勤岸、胡民祥等二十人所組成的「蕃薯詩社」，更致力於台語詩的創作與推廣。近年來，源自於地方的鄉土課程與母語教學，在經過有志之士的共同推動之後，也已經成為國中、小正式課程的一部份，在各種教材與教法蓬勃發展之餘，我們似乎也可以預見台語詩的未來，是充滿著光明的希望。

三‧反諷的意義與價值

台語詩的發展儘管方興未艾，但衡諸其藝術表現，究竟能達到何等高度？在此我們所提出的檢測標準，是對其修辭技巧的細部考察；而在批判現實的基本創作意圖下，運用「反諷」手法的與否與優劣，尤足以成為台語發展成就的一項具體指標。

反諷﹝Irony﹞也稱為「反語」，是修辭學上的一種高度表現。它是把表象和現實相對比，然後採取一種「以是為非、以非為是」的修辭方式，亦即把正反相互顛倒表現，然後在其中寓含諷刺的意思。顏元叔先生曾說：「一個人的智力經驗多寡可由他辨認反諷的能力決定。反諷出現時總有一種冷酷的幽默，作者需有『不動感情的超然』﹝unemotional detach-ment﹞，即便感情激動時也只作冷漠的表達。其特有的方式就是在責罵的文字中假作讚賞之意，而在讚賞之中真含責罵。」﹝顏元叔，1991:400﹞由此看來，「反諷」對作者的創作技巧與讀者的解讀功力，都是相當程度的考驗，如果沒有足夠的文學素養，便不容易明瞭「反諷」的真義。我們依據「反諷」的使用來斷定台語詩的成就，也正是基於這樣的道理。

反諷在諷刺體﹝SATIRE﹞的文學作品中，不僅用於陳述，也能運用在事件、情況、結構等方面。由於台語詩自發展之初便多受挫折與打壓，因此對於整個社會不合理的人、事、物等層面，勢必會有所反彈與批評，這種以嘲弄方式來表現的詩體，也自然為數頗多。

再就其起源來說，以西洋文學發展的先後言，諷刺性的詩作源自於兩千年前的古希臘、羅馬；而就我國的文學演進來說，在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也有不少諷刺性的作品。如：

「維是褊心，是以為刺。」（〈魏風．葛屨〉）

「家父作誦，以究王忷。」（〈小雅．節南山〉）

這種諷刺性的傳統，一直在詩學流傳的歷史上不斷被承繼著。到了唐代中葉，由元、白所倡導的「新樂府運動」，本著「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白居易〈與元九書〉）以及「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精神，落實在創作的表現上，更是開啟了諷諭詩的嶄新氣象。像范成大的〈後催租行〉，就是採用反諷的手法來寫作：

去年衣盡到家口，女大臨歧兩分首。

今年次女又行媒，亦復軀將換升斗。

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

詩中所描述的是貧民為納租而被迫鬻女的窘境，二女皆已賣身將換升斗，情景令人鼻酸，然敘述者卻以家中尚有三女在，不必懼怕明年催租之苦作結。如此沈重的慘劇，卻以反諷的筆法寫出，令人尤為心痛。五四以後，白話詩興起，新詩所講究的藝術手法與敘述內涵，也一如傳統，因此反諷的精神與技巧仍有許多積極的表現。我們可以氬弦的〈赫魯雪夫〉為例︰

赫魯雪夫是從煙囪裡

爬出來的人物

在俄國，他的名字會使森林發抖

他常常騎在一柄掃帚上

嚇唬孩子和婦女

他常常穿過高爾基公園

在噴泉旁洗他的血手

但上了年紀的爺兒們

都知道赫魯雪夫實在是個好人

雖然他擰熄所有教堂裡的燈

雖然他以嬰兒的脂肪擦靴子

雖然他用窮人的肋骨剔牙齒

但他的的確確是個好人

是的，赫魯雪夫，一個好人

他的襯衣被農奴們洗得

比古代彼得堡的雪還白

他大口喝著伏特加

他任意說著俏皮話

在夜晚他把克里姆林宮的鐵門緊閉

大概是不忍聽外面的哭泣

他如此有慈心

他是一個好人

一個好人，是的，赫魯雪夫

他是患著嚴重的耳病

因此不得不借重祕密警察

他愛以鐵絲網管理人民

他愛以鮮血洗刷國家

除了順從以外

他從不過問小百姓的事情

他實實在在是一個好人

赫魯雪夫，好人，是的，好人

他扼緊捷克的咽喉

為的是幫助他們的國家呼吸

他以刺刀和波蘭握手

又用坦克

耕耘匈牙利的土地

他的的確確是個好人

沒有人把他趕出莫斯科

沒有人把他趕出陰冷的紅場

所以喬治亞人永遠啃黑麵包

所以高加索人永遠戴枷鎖

所以烏克蘭人永遠流血……

就是因為他們有了像赫魯雪夫那樣

那樣好的好人 ﹝瘂弦，1985：161-164﹞

這首詩的首段，先是從正面描寫赫魯雪夫的可怕與恐怖，但是從第二段開始，卻不斷地反覆使用「他是一個好人」的相似語句，來反諷赫魯雪夫的種種暴行。諸如：「雖然他擰熄所有教堂裡的燈／雖然他以嬰兒的脂肪擦靴子／雖然他用窮人的肋骨剔牙齒」以及「他是患著嚴重的耳病／因此不得不借重祕密警察／他愛以鐵絲網管理人民／他愛以鮮血洗刷國家／除了順從以外／他從不過問小百姓的事情」。而敘述對待其附庸國的「善意」行為，則是更為強烈的反諷。如：「他扼緊捷克的咽喉／為的是幫助他們的國家呼吸／他以刺刀和波蘭握手／又用坦克／耕耘匈牙利的土地」如今蘇聯雖然已經解體，但是透過這首詩作的內涵，以及其反諷的表現技巧，我們就可以深刻地體會出，當年蘇聯民眾在極權專制下所受的磨折與苦難。總的來看，反諷雖然只是諷刺詩體中的一種修辭技巧，但是它所表現出來的張力﹝tension﹞，與對現實的反映與質疑，卻十足呈現了更為深切的省思與批判。

四‧台語詩中的反諷現象

羊子喬先生曾說：「用台灣話文為思考方式，並以台灣話文為工具，來抒寫台灣人的思想感情的詩作，稱之為台語詩2﹞。」本文對台語詩的界定，大抵是依循這樣的見解。

台語詩的發展時間雖然不算短，但其間的過程卻可說是一波三折，在七十餘年的歷史中，除去初期短暫的春天之外，一九三七年起便被全面禁絕，成為日文的天下，而一九四六年後，又全面禁止日文、壓抑方言，大力推行「國語」，直至七Ｏ年代末期「鄉土文學論戰」之後，台語詩的生機才又逐漸復甦。在長期被壓迫的情況之下，反抗色彩的呈現是必然的。但是在文學表現上，反抗的方式並不一定就是吶喊、哭訴，利用「反諷」的手法來凸顯問題，反倒會令人有更深刻的印象。以向陽的方言詩集《土地的歌》為例，當中就採用很多這種修辭技巧。

向陽，本名林淇瀁，台灣南投人，一九五五年生。他不僅是台灣當代極重要的現代詩人，同時在七Ｏ年代的台語詩創作上，更有劃時代的貢獻。關於其創作方言詩的過程與動機，他曾經如此地加以剖析：

六十五年中旬，當時大三學生的我在陽明山山仔后寫下第一批嘗試的方言詩「家譜．血親篇」四首。其時我初入詩壇，因為父親病重，「想藉詩來代父親說話，來探尋父親的生命」，於是開始使用母語寫詩……方言詩的創作，在我是一種生命的抉擇與考驗。這當中，包含有我對詩壇曾有過的一段「晦澀黃昏」之側面澄清，對生長的鄉土之正面呈現，以及試圖裁枝剪葉，將方言適度地移植到國語文學中的理想。而最重要的是，對「人間愛」，我許久以來即抱有頗為深摯的感情。（向陽，1985：190﹞

向陽對台語詩的起步雖然不是最早，但是由於他在修辭與格律上曾經多所努力，所以在歷經《銀杏的仰望》、《種籽》、《十行集》等的經營之後，不論是在內容或藝術成就的累積上，都有令人驚訝的成長，在《土地的歌》這部方言詩集中，向陽的成就尤其具有時代性的指標。

就藝術性比較薄弱的台語詩來說，向陽的修辭技巧的確令人驚豔；而其中關於反諷的表現手法，更是構成這本詩集的主要特色。其中如「鄉里記事‧顯貴篇」系列，就是針對當時社會的現實狀況，所點染的浮世繪，〈村長伯仔欲造橋〉就是這種以反諷技巧所表現的作品︰

村長伯仔欲造橋

為著庄裡的交通收成的運送

猶有囝仔的教育

溪沙同款算未完的理由

村長伯仔每一家每一戶撞門

講是造橋重要愛造橋

 

村長伯仔實在了不起

舊年裝的路燈今年會發光的存一半

今年修的水管舊年也已經修過兩三遍

只有溪埔雖然無溪水也愛有一條橋

有橋以後都市人會來庄裡就發達

造橋重要收成運送也順利

 

造橋確實重要否則庄裡就無腳

計程車會得過不過小包車想欲過不趕過

咱的庄裡觀光資本有十成便利無半成

造橋重要請村民支持這亦不是為我自己

雖然我有一臺金龜車，橋若無造

同款和各位父老步輪過溪埔

 

村長伯仔講話算話

每一日自溪埔彼邊來庄裡走縱

為著全庄的交通村民的利便

他將彼臺金龜車所在車庫內

村長伯仔講是橋若無造他就不開鎖

哎！造橋確實重要愛造橋﹝向陽，1985：39-41﹞

首詩從頭至尾一直透過敘事者的陳述來強調造橋的重要，但這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卻是令人發噱的。表面上村長伯仔「實在了不起」，但實際上是：「舊年裝的路燈今年會發光的存一半／今年修的水管舊年也已經修過兩三遍」，如此低劣的工程品質，在經由陳述者的反諷之後，可以讓讀者有更深一層的體會。因此「只有溪埔雖然無溪水也愛有一條橋」和「溪沙同款算未完的理由」，都只是種種的障眼法，村長伯仔為了自己的那臺金龜車，才是最重要的關鍵。這些地方土豪劣紳的卑鄙作為，實在令人不齒，而透過反諷的手法來對比呈顯，意義尤其深刻。張漢良先生就曾針對〈村長伯仔欲造橋〉提出批評說：「在這種情形之下，讀者的認知與敘述者的認知發生衝突，村長伯仔的原形畢露，而『實在了不起』便成為反諷﹝irony﹞，張力於焉產生。」﹝張漢良，1979：277﹞這也就是反諷所表現出來的最重要精神。

除了上述的作品之外，在《土地的歌》裡，類似的反諷詩作還有不少，我們再以〈議員仙仔無在厝〉來舉例︰

議員仙仔無在厝

一個月前為著村民的利益

他就出門去縣城努力

道路拓寬以後交通便利

工廠一間一間起大家大賺錢

 

議員仙仔一向真飽學

聽講彼日在議會發威

先是罵縣老爺無夠力飯桶

續落去笑局長是龜孫仔

議員仙仔是官虎頂頭的大官虎

 

當初這票投了實在無不對

不但賺煙賺錢賺味素

而且如今找議員仙仔同款真照顧

東一句王兄西一句李弟

握一個手任何問題攏無問題

 

可惜議員仙仔無在厝

新起的一間工廠放廢水

田裡的稻仔攏總死死掉

可惜議員仙仔一個月前就出門去

爭取道路拓寬工廠起好大家大賺錢﹝向陽，1985：42-43﹞

本詩則是「上下交征利」的代表，通篇以「賺錢」為唯一目的。表面上選民「不但賺煙賺錢賺味素／而且如今找議員仙仔同款真照顧」，但實際的問題卻是「新起的一間工廠放廢水／田裡的稻仔攏總死死掉」。老百姓為了眼前的短利卻犧牲了長遠的幸福卻仍不自覺，反而還對議員仙仔「歌功頌德」云︰「一個月前為著村民的利益／他就出門去縣城努力／道路拓寬以後交通便利／工廠一間一間起大家大賺錢」這種阿Ｑ的心態，真是令人在百般無奈之餘，一掬同情之淚。此外，如〈校長先生來勸募〉，也是屬於這種類型︰

校長先生來勸募

為著這屆畢業生買紀念品的問題

校長先生真有禮數

一時奉茶一時敬煙

害我感到十分榮幸百分之驚

莫非是阮彼個囝仔無成材未達畢業

 

舊年校長先生也來過

講阮彼個囝仔「頑皮搗蛋」又未就教

三天兩頭弄破教室的玻璃

初一十五才去學校上課

身軀垃圾衫仔不換愛相打

這次校長先生敢是來退阮囝仔的學

 

握手笑微微，校長先生

無嫌阮庄腳人兩手黑靡麼

講阮的囝仔成績優秀又乖巧

前幾日鄉運動會獨得金牌

這一次畢業得到縣長獎

若不是陳先生你這雙手……

 

豈敢豈敢攏是校長先生你栽培

陳先生，未達焉耳講，你這個囝仔

可造之材，得好好栽培，這次募捐

當然啦，亦是多多拜託

我感到十分惶恐百分之快樂，簽在

募捐簿面頂︰張阿水，十元﹝向陽，1985：44-46﹞

在這首詩裡，校長先生為了「勸募」，厚著臉皮四處奔走，甚至對於募捐的對象，從頭至尾根本就是「張冠李戴」。家長擔心的是「莫非是阮彼個囝仔無成材未達畢業」、「這次校長先生敢是來退阮囝仔的學」；但是校長卻把這個頑劣子弟的父親，誤認為品學兼優者的家長。如此強烈對比所造成的反諷效果，不論對當時教育制度或是行政人員的嘴臉，都充滿了戲劇性的嘲諷。在上述系列之外，其他類似的反諷詩作也還有不少，我們再看看：「鄉里記事‧賢人篇」中的〈馬無夜草不肥注〉：

不管安怎陳阿舍是好人

雖然不是官虎也不是代表

伊惜花連枝愛，千里馬同款

為著庄裡的代誌四界走縱

教咱爬樹得愛帶樓梯

當咱上樹替咱搬梯走

 

早時的阿舍，甕裡的虌

住山腳的破草寮，受盡啼笑

雙手兩塊薑，前窗破後壁補

膽赤到目油流了無地賒

男兒立志出頭天，陳阿舍

立志過橋放柺賺大錢

 

確確實實阿舍是一位大好人

開診所賣草藥，舉刀探病牛

大病歹醫小病慢來，收費很便宜

聖手仁心，文火慢攻才是漢草本性

陳阿舍「花陀」再世替病人儉錢

街頭巷尾驗病免費，抓藥另議

 

賺食而已，阿舍做什成什

副業是司公而且會曉看風水

天靈靈地靈靈無錢不靈有錢靈

人生死而不已，風水蔭子孫

解決生解決死，陳阿舍好人一個

順便會得解決自己的腹肚皮

 

阿舍在庄真飽學

賒杉起厝現錢收入買土地

阿舍在庄是好人

賒豬賒羊倒賺嫁粧娶新娘

天頂星萬種地下人百款

唯一千里馬阿舍大家攏講嶄

 

如今庄內一塊地，都市計劃路開過

地是阿舍的，阿舍是大好人一個

一切全為本庄的交通和發展

不是官虎不是代表但是伊四界走縱

惜花連枝愛，陳阿舍是好人一個

風水問題，路絕對未始開過彼塊地﹝向陽，1985：75-78﹞

本詩是描寫一個地痞──陳阿舍乘勢崛起後，要保護自己私有地不被徵收而四處「走縱」的經過。陳阿舍是個「教咱爬樹得愛帶樓梯／當咱上樹替咱搬梯走」的卑鄙小人，不論是當中醫、司公或是看風水，他樣樣都行，因為「賺食而已，阿舍做什成什」。但實際上他卻是一個「天靈靈地靈靈無錢不靈有錢靈」的密醫兼神棍，一個只求利己卻不怕損人的自私鬼。所以當他的土地將被都市計劃的路開過，他當然是「惜花連枝愛」、「風水問題，路絕對未始開過彼塊地」。

在《土地的歌》裡，類似這樣反諷精神的詩作還有很多，如︰〈黑天暗地白色老鼠咬布袋〉、〈猛虎難敵猴群論〉、〈好鐵不打菜刀辯〉、〈烏罐仔裝豆油證〉、〈水太清則無魚疏〉……也都是這種類型的作品。

整體來看，向陽這一系列以方言（台語）為寫作工具所完成的社會寫實詩，每首詩都是以一位被諷刺的核心主角所架構成的人物素描，在反諷的表現下，這些鄉里人物的行為舉止乃至心靈活動，都無所遁形了。

王灝先生曾說：「用閩南語方言來寫詩，非始自向陽，但用一種更嚴肅的態度，更精確的方言語彙，有計劃而有系統性的處理方法來經營方言詩，而卓然有成者，則非向陽莫屬。」（向陽，1985：157） 他又說：「向陽的方言詩創作，儼然而有著導正的勇氣及自期，他想更自覺地使用鄉土方言，表達真正的人性，在以鄉土為表的同時，更能以文學為質，以人性為本，發而為真正的鄉土聲音。」（向陽，1985：162） 在今日台語詩方興未艾之際，我們也應該反省，如何在現實與藝術的天平上，維持動態而和諧的平衡，這確實是每個有心創作者所必須費心考量的問題。

五‧由反諷看台語詩的成就與發展

白話文學的發展在台灣一直是相當艱困的，除了傳統保守勢力的負隅頑抗之外，歷來統治政權的刻意打壓，更讓白話文學只能在谷底徘徊。余光中先生就曾說：

「白話文學」只是起碼的文學，它只合為新文學、現代文學奠基，如果始終徘徊其上，俯仰其間，而沾沾自喜，以為天下之美盡在其中，則「白話文學」可以休矣。﹝余光中，1980：60﹞

歷經長久發展的白話文學，猶且遭受到此種誤解，「等而下之」的方言文學，其下場更是可想而知。不過文學反映社會，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自然就會產生什麼樣的文學，這種必然而然的趨勢，雖然可以透過種種外在的干預而加以打壓、阻滯，但是這股「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卻是無法抵擋的。從整個進步的文學發展觀來看，這一切的產生自是理所當然。因此，在歷經盲目的媚外崇洋之後，回過頭來重新檢視我們自己身邊的花草樹木，重新關懷自己的語言與鄉土，發展出屬於自己母語（方言）系統的文學，的確是一種相當可喜的現象。

去除政治上的意識，單就文學的層面而言，運用方言的台語詩，是否可能有明天呢？張漢良先生曾說：

運用方言是文學傳播上的兩難式。就正面價值而言，方言能生動地表現地域色彩，能增加人物（包括敘述者與角色）塑造的真實感。方言的逼真性﹝Verisimilitude﹞是「逼」現實世界的「真」，亦即俗謂的 ture to life。就反面價值而言，方言為一部份人所共有，因此其傳達面有限，缺乏普遍性，對於不熟悉此語言的讀者，會造成欣賞時「隔」的現象。﹝張漢良，1979：276﹞

這樣的說法表面上似乎理直氣壯，但是對於一種佔百分之八十以上人口的母語來說，對於一種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方言來說，這樣的「隔」還會不會存在呢？不論是漢字化、拼音化抑或混合化，語文只是約定俗成的溝通工具，只要能妥善運用，一切發展都不會是大問題的。

因此，台語詩發展的關鍵並非在於「工具」的運用，而是在於「藝術」本身的表現。失去藝術性的文學，根本就不能成為文學，深刻的內容也必須配合精緻的技巧才能相得益彰，所以就「反諷」的技巧來檢定台語詩的成長指標，也可以了解台語詩的可能未來。

台灣人有句俗話說：「倒刨卡贏正削。」對人、對事如此，在文學的表現上亦然。與其用正面而直接的指責與批判，倒不如採用旁敲側擊的「反諷」來得實際且有價值。特別是在詩歌文學的表現上，本來就偏重於間接隱諱的方式，「反諷」技巧的產生與應用，都是基源於對人、對事、對物等現實問題或理念所產生的深刻感動，再加以「倒反」處理。因此「反諷」的使用及其技巧呈現，正也代表著一種文學的成熟與發展。在今日台語文學日新月異、方興未艾的同時，我們透過對台語詩在「反諷」這項技巧呈顯上的考察，也可以管窺台語詩的實際成就；而對於台語詩整體的發展與未來，提供另一個值得期許的思考方向。

六‧結論

彭瑞金先生曾說：「台灣文學的正義性，並不是美化的口號，而是歷史養成的性格。」﹝彭瑞金，1995：51﹞同樣的，台語詩也繼承這樣的性格，台語詩的發展歷史雖然橫逆不斷，但是在前仆後繼的實驗旅途上，許許多多優秀的詩人和作品，都紛紛在為這個時代做見證。這種堅持不僅只是現實的追求，同時也是理想的實現。當代「台灣母語詩的開創者」──林宗源先生就曾經這麼表示：

脫離母語而能創造其民族的文化，無即款的事3﹞。

今日台灣文壇為何不能寫下不朽的巨著，除了某些因素外，就是作家忽視母語、輕視母語，連表現文字最基本的工具，都因失去自信而輕視，結果對自己事事沒有信心，一個沒有自信的人，怎能寫出不朽的巨著，結果也只有乖乖做地文化的屬民，文學的奴隸。因此今日的作家，必須重新整合創新台語，如此，才能寫出現時現地醞釀在心靈中的世界4﹞。

文學的內容固然重要，但是其藝術性也不可輕忽，因為沒有藝術性的文學作品，猶如失去雙翼的鳥，根本無法振翅高飛；而修辭技巧的提升，更是文學水準高低的評判標準。由於台語詩是一種被長期壓抑的文體，再加上政治面的因素，因此其「抗議」性特別明顯。基於這種特殊因素，在近年來蓬勃發展的台語詩，也不免有「矯枉過正」的情形產生，不少詩作只是平鋪直敘的吶喊或控訴，甚至與標語口號無異，如此「魚目混珠」的「偽詩」，又有什麼價值呢？「反諷」這種高度文學技巧的表現，不僅可以提高文學的藝術性，同時更能彰顯創作者反思的情懷。進入九Ｏ年代以後，現代詩以這種技巧來表現的作品日趨興盛，但台語詩目前卻仍有待努力。在我們承認詩歌必須具備藝術的價值之後，不論是就內容或表現方式而言，台語詩還是有很大的空間，值得我們去付出心力的。

七‧註釋

註一    林瑞明﹝1996﹞張我軍的文學理論與小說創作，彭小妍主編，漂泊與鄉土──張我軍逝世四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28。

註二    羊子喬〈談台語詩〉，《自立晚報》〈本土副刊〉，台北，1986.06.25。

註三   林宗源〈母語活在咱的心〉，《笠詩刊》107期，台北，1982.02.pp.44-45。

註四  林宗源〈方言與詩〉，《笠詩刊》123期，台北，1984.10.pp.18-21。

八‧參考書目

1.    文訊雜誌社編﹝1996﹞台灣現代詩史論，初版，台北，文訊雜誌社。

2.    台灣研究基金會﹝1995﹞百年來的台灣，初版一刷，台北前衛出版社。

3.    向陽﹝1985﹞土地的歌，初版，台北，自立晚報社。

4.    向陽﹝1996﹞喧嘩、吟哦與嘆息──台灣文學散論，初版一刷，台北，駱駝出版社。

5.    呂正惠﹝1992﹞戰後台灣文學經驗，一版一刷，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

6.    余光中﹝1980﹞掌上雨，初版，台北，時報出版公司。

7.    施敏輝編﹝1989﹞台灣意識論戰選集，台版二刷，台北，前衛出版社。

8.    胡民祥編﹝1989﹞台灣文學入門選，初版一刷，台北，前衛出版社。

9.    徐元選注﹝1988﹞歷代諷諭詩選，初版，台北，木鐸出版社。

10.    張漢良、蕭蕭編﹝1979﹞現代詩導讀《導讀篇三》，初版，台北，故鄉出版社。

11.    黃重添等﹝1992﹞台灣新文學概觀，初版，台北，稻禾出版社。

12.    彭小妍主編﹝1996﹞漂泊與鄉土──張我軍，逝世四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初版，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3.    彭瑞金﹝1995﹞台灣文學探索，初版一刷，台北，前衛出版社。

14.    瘂弦﹝1985﹞氬弦詩集，三版，台北，洪範書店。

15.    鄭良偉編注﹝1992﹞台語詩六家選，初版二刷，台北，前衛出版社。

16.    鄭明娳主編﹝1994﹞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初版一刷，台北，時報文化公司。

17.    顏元叔主編﹝1991﹞西洋文學辭典，初版，台北，正中書局。